128公路工业园区在波士顿地区，依托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而硅谷依托于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学。

跨国公司并购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通过收购、兼并或增资扩股等方式将一些合资企业转变为绝对控股甚至是独资企业，表现出强烈的独资倾向。通过并购龙头企业，可以控制这个行业的战略制高点，从而能实现对市场的操控。

通过实施研发分工战略，将基础性和原创性的研究放在母国，只将辅助性的技术研究放在东道国。对于那些允许外资进入的部门，许多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战略目标，规定外资的优惠领域和部门，引导外资的流向。由单一产品或部门的联合，发展为许多产品或部门的联合。日本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实施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兼并的政策，推动企业规模的扩大。这些全球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复杂，其组织形式的演变，是一个适应生产集中和生产社会化要求，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由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网络的构建以及产品价值链的越来越细化，使得传统的垂直分工体系向新的垂直混合分工体系转变。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金融期货市场掌握着国际市场定价权，主导国际市场价格，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剥夺本应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利润。今天，日本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依然是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地模仿。

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高度相关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历史，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比较有利。而从长期来看，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远远超越任何其他方式。第二是恨不得每个人都要办公司，有时要办好几个。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所有国家一个机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再出发，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一，现有产业的整合。另外一方面，大量的温州资金满天飞，到山西去炒煤，到新疆去炒棉花，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投机。

第三个就是从以国有金融机构绝对主导，走向国有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壮大的发展模式。还有，我们每年消耗全球60%左右的铁矿石，却在每一轮铁矿石谈判中都败走麦城，为什么？因为我们2000多家钢厂自己和自己打得不可开交。在增长、通胀和转型之间寻找良好的平衡，是最大的挑战。2009年苹果股价70美元，当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企业，3年后估价超过600美元，市值翻了10倍，我们还是要惊叹资本市场的资源动员能力。

应该说，资本市场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支点。现在温州金改是个热门话题。没有产业的整合，就不可能实现企业和行业的升级转型，也就不可能解决好环境和污染的问题。中国的中小企业家数超过了1000万家，浙江销售过亿的企业约1万家，中关村科技企业达到上市财务标准的是1000家，证监会门口排队的是800家。

按前四大钢铁企业在行业中占有市场份额的集中度指标CR4来比较，欧盟为90%，美国为53%，日本为75%，韩国为89%，俄罗斯为78%，而我国不到30%。这对中国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意味着中国已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在资本市场上，做决策的主体比较小，比较分散，决策快，在危机之中，即使危机没有完全过去，看到经济中新的增长点，他们也可以迅速跟进。如果仍然高度依赖传统商业银行的支持，或者过多依赖行政之手去推动转型，中国将不断出现光伏产业这样的案例，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也会极大地延缓转型的进程，甚至会导致转型失败。

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收购兼并的中小炼油厂多达400家。问题是应该怎样去整合？打造中国的通用和杜邦历史是最好的教材。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别可以借用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后的一句话来理解，日本船小好调头，中国船大难掉头。其次，我们每年进口钢材的平均价格是出口钢材的150%左右，为什么？因为我们进口的都是特种钢，出口的都是粗钢。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最有效的方法，是合理布局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更多地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来盘活存量和发展增量。但是同样令人感慨的是我们钢铁产业的落后和分散。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让这些社会富余的资金回流社会，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资金本身也需要保值增值。128公路旁边的工业园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接受美国军方的订单而兴起，后也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电子工业中心，但其在高科技领域的成就和影响力，与硅谷相比始终无法望其项背。

但是三年后，美国冒出来两个东西，一个叫做iPhone，一个叫Facebook。如果中国在2020年前后突破人均GDP一万美元，国家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将有更深的缓冲区，更大的承受力，我们将有机会推动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

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在国际事务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区域争端中，话语权会增加很多。为何日本通产省与美国128高速公路都不敌硅谷？有没有其他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国与国的竞争而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曾经一度非常接近美国，甚至大有要超过美国的趋势，搞得美国人很是紧张。

来自华尔街的JP•摩根告诉卡耐基说，你的工厂办得很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规模太小。每次到硅谷，你都会感叹，这是一个众星云集的山谷。我们也想研究一下别的国家是怎么解决类似问题的，例如俄罗斯、巴西，发现人家没有这么多的企业要上市，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吃苦去创业办公司。美国类似的重工业化阶段发生在1900年前后的30年。

结果发现，资本市场主导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4个国家，在危机后经济反弹的速度最快，而银行主导的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6个国家，经济复苏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几个国家也正是今天欧债危机的主要成员国，说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是高度相关的。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诸多不稳定因素，首先它汇集了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

所以我们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非常明确，应该进一步市场化，让更多的金融资源通过市场配置，更快地发展资本市场。硅谷奇迹背后的资本美国经济的最新一次重要转型，即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

第二，如果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就大致达到美国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中国人口正好是美国的四倍，也就是说，中国有望在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Facebook一上市，我们发现社交网络能够成为一个新兴产业，这大概是所有人不敢想象的，这又是资本市场推动发展起来的。

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做了很多带有行政色彩的努力，通产省常年做战略新兴产业规划，做了30年，新兴产业几乎全部错过。我国钢铁企业有800家之多。这是有形的手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决策造成的社会浪费的最新例证。这个不幸的事实再次提醒我们，高科技产业的轮换速度是惊人的。

【编者按】本文与我们此前发布的《中国资本市场的顶层设计》与《中国资本市场离成熟市场有多远？》，都节选自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祁斌先生近日长篇著述《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中国的两个堰塞湖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现象，我们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两个堰塞湖。

当时美国有个人叫卡耐基，号称钢铁大王。中国钢铁产业已连续多年雄踞全球之首。

这样不仅能让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真正优秀的产业脱颖而出，而且即使有失误或损失，也将是局部的，能够被市场消化。汽车行业出现了通用汽车，电器行业出现了通用电器，化工行业出现了杜邦公司。